1944年，调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从事美术创作和普及宣传工作。

1945年，开始创作木刻版画。

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另创作木刻版画作品《群英会》《改造西洋景》等。

1947年，在缓德义合镇参加土改；8月，调回西北文工团，任宣传股长，另参加转战陕北战争

1948年4月，调任延安群众日报社，主编《群众画报》，另创作木刻版画作品《胡匪劫后》《民主评议会》等

1949年年，任延安大学文艺系美术班主任；7月，赴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后调至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创作部工作，并迁居西安。另创作木刻版画作品《她埋俩》《说理》《打倒封建》等。

1950年，赴青海藏区写生，画有大量藏族风情人物速写和彩墨画稿，另创作中国画作品《侦察》《变工队》《剪羊毛》《巡山放哨》等；9月，出席西北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西北文联常委。

1951年，当选为西北美术工作者协会副主任，并任《西北画报》社社长。

1952年，多次去陕南、甘肃、青海等地写生，另创作版画作品《兰新路上》，中国画作品《移山》等。

1953年9月，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另创作作品《王同志来了》《幸福婚姻》等。

1954年，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委员，另创作中国画作品《古长城外》，创作电影文学剧本《暴风雨中的雄鹰》。

1955年7月，赴印度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总体美术设计，并创作写生作品《天竺古风》《戴红头巾的赶车人》《印度舞》《印度人家》等。

1956年8月，在埃及出席“亚非国家艺术展览会”，并做题为《关于艺术形式问题》的大会发言。另在北京举办“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画展”，参展作品有《沙漠之舟》《赶车人》《金字塔的傍晚》等

1957年，多次赴陕西农村写生。另创作中国画作品《高山放牧》《冬引丹江水》《商洛龙王庙》《劈山开渠》《延安故居》等，《赵望云石鲁埃及写生选画集》由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

1958年5月，到商洛、渭北、志丹县等地区采访，收集创作电影文学剧本《刘志丹》的素材；7月，在陕南镇巴写生，创作中国画作品《山林一角》《雪天归椎》《山区修梯田》等；9月，在《美术研究》上发表“为什么要继承和发展民族优秀传统”的文章，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1959年，接受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命题，赴北京创作《转战陕北》；4月，参加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另发表论文《创作杂谈》《新与美》。另创作作品《背矿》《击鼓夜战》等。

1960年，为人民大会堂陕西厅创作巨幅国画《延河饮马》；7月，出席第三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另创作作品《高原放牧》《太白山巅》《延河归牧》《禹门逆流》等。

1961年，在延安、秦岭等地写生，创作作品《东方欲晓》《南泥湾途中》《赤岩映碧流》《宝塔葵花》《山花幽潭》《秦岭山麓》等；10月，在北京参加“美协西安分会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

1962年，创作作品《月下苏州》《江山城廓图》《东海之滨》《树大成荫》等；11 月，创作作品《家家都在花从中》《南国之晨》《葵荫道上》《秋收》《种瓜得瓜》等。

1963年，《国画选》由长安美术出版社出版。另创作作品《夏收》《抽烟老人》《雨中所见》《地头小趣》等。

1964年4月，赴陕北吴堡黄河渡口体验生活，另创作人物习作《黄河船夫》《插麦人》《养牛老人》，创作巨幅革命历史画《东渡》。

1965年，到陕南安康写生，创作作品《蚕乡组画》《儿戏图》等；7月，赴北京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座谈会。

1970年，加改写生作品《海边的土玛德》《赶车人》《林中少女》等，另创作作品《美典神》《花卉昆虫长卷》等。

1971年，创作绘画作品《鸡语图》《与世无争》《满屋秋风》《猫虎镇宅图》，创作书法作品《风流千载》等。

1972年，创作绘画作品《华山之雄》《黄河两岸渡春秋》《玄武图》《夜风晓雨湿山花》《华岳松风》等，创作书法作品《书道为风，暮墨写之》《大风吹宇宙，红日照高山》等。

1973年年，获聘为陕西省美术创作组顾问。另创作绘画作品《峨眉积雪》《山鸣图》《桃锄春暖》，创作书法作品《春浓也，云淡矣》《藏仓者寿，安乐者康》等。

1974年，创作作品《苍苍白月挂高松》《横挂一枝天地大》。

1975年，创作《兰宜乎瘦土》《雨中红粉更鲜娇》等画作以及书法《平生惯惹千夫气，两手勤浇万木春》《干戈风雨，正道春秋》等。

1976年，创作作品《花逢时雨俏》《春到人间》等。

1978年11月，陕西省委干部审查机构正式做出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的审查结论，一切诬陷和不实罪名全部推翻。

1979年1月，应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授课；4月，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陕西分会主席，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1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石鲁书画展”，展出各时期作品230余件。

1980年，先后在西安、重庆、南京、长沙举办“石鲁书画展”巡展，《石鲁画辑》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1981年，当选为中国画研究院院委、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另创作作品《荷花图》。

1982年8月25日，在陕西逝世，享年63岁。

石鲁出生于四川仁寿一大户人家，在同辈中排行老九。冯氏家族祖籍江西景德镇，其高祖避税迁四川，贩药售棉赢巨利，并于仁寿县文公镇安家。石鲁曾祖继于松林湾治田筑屋，成为仁寿第一大粮户。后又按照《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格局修建了冯家庄园，其中有藏书10万余册的书楼。石鲁在这个家庭里得到过物质的享受，亦受到封建家规的桎梏；看到了这个传统大家庭的败落和分化，也在这颇有文化氛围的环境里，受到了从《三字经》至《说文》《诗经》《古文观止》和唐诗等一系列古文化的教育，特别受到从事美术的二哥冯建吴的影响。石鲁15周岁时离开了被他认为是封建专制、俗不可耐的家庭，奔向他二哥执教的东方美专。

1942年11月，石鲁与西北文艺工作团女演员闵力生结婚；1943年9月，长子石头出生；1945年，次子石子出生；1949年10月，三子石嘉在西安出生；1953年7月，小儿子石果出生；1956年7月，女儿石丹出生。

石鲁的思考精神使得其在山水、人物、花鸟、书法、印章、诗词、文学、艺术理论等方面充满个性，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和前瞻性。其早期画风偏于写实，用笔坚实谨严，偏爱革命题材；后期画风奇崛劲健，常以华山、荷花为题，笔力纵恣雄豪。

1940年起的10年间，石鲁创作了许多反映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木刻版画作品及其他多种形式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无一不是革命生活对画家的情感和审美趣味产生作用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大潮，石鲁秉承着“从生活入手”的宗旨，深入青海藏区、宝成铁路、兰新铁路建筑工地，祁连山、乌鞘岭、陕南和陕北，与建设者同吃同住，为劳动人民画像，用画笔展现和歌颂新时代、新气象；50年代中后期，石鲁开始反思早期水墨画技法中的西洋画倾向和美学上的情节化倾向，苦读中国古典美学著作，临摹历代名家法书、绘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并丰富自己的艺术创作；1970年之后，石鲁的艺术从理想转向精神，从抒情明朗的浪漫转向孤愤苍劲的沉雄，从现实的诗意描写转向形而上自然大道的畅神。他劲健、险峻、跳跃，如金石崩裂般的笔法的大写意，是其后期艺术的神髓。借助于传统文人画诗、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语言来体现其主体意识的彻底觉醒。七十年代石鲁的绘画题材大多是华山、黄河、花卉和动物，从绘画形式上看，诗书画印结合，基本属于传统文人画形态。

石鲁主张把山水“当作人来画”，甚至认为“山水画就是人物画”。他认为，如果山水画只是客观呈现山水，作画的人就不见了。山水画同样要有气魄，象征着人的精神。也就是说，山水画是人化了的。

石鲁的画都来源于生活，但绝不“照猫画虎”。他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改造形式，革新技法，而不是依照成法全套生活，重视独创和构思的惨淡经营，又能抓住生活中获得的直观印象。这些，构成了他艺术上真正现实主义的特色。

石鲁写生不拘一格，铅笔、钢笔、毛笔都用。1957年以前，他的速写比较真实自然，手法细腻，1957年以后，他用“以神取形”的理论指导实践。面对写生对象，从提炼、变体到构图都是一次完成。他的技法也是千变万化，既有排线致密如瑞典之铜版画，又有古拙雄朴似秦汉的雕塑，还有很精致的花卉白描，也有略加装饰的变形人物，真是因意选材施法，无一而定。他写生的选题无论山石、河水、人物、动物、楼阁、亭台，只要他发现有美之处，便尽收笔底。

石鲁绘画用笔用墨的老辣恣肆，其纵横的笔墨形态具有一种强烈表现意味，追寻“笔笔见骨，其性主刚”的用笔突出了金石味，稚拙而不失灵动，富有一种笔情墨趣。

就其人物画而言，石鲁强调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天人合一”观，在其纯粹或基本上以人为形象的作品中，有着类似的表现。他的作品很少或完全没有自然景色的陪衬，但人之壮美的精神性品格以及与之共生的自然环境、历史风云，是可以通过画外之画的想象来实现的。自然、历史与人的统一构成了一种被强化的美，是人的精神力量的美。

石鲁的花鸟画以主观意识的高扬、内在冲动的爆发、金石力度的强化和笔路的狂放诡奇为主要特征，用笔多作三角形用笔，更概况，更抽象。区别于20世纪60年代花鸟画的风神，成为石鲁后期狂放型艺术的组成部分。石鲁后期的花鸟画不限于“四君子”题材，在“月月朝霞如梦”的月季花里，在那火红的柿子、石榴里，依然葆有对理想的热情。在他的作品里，塑造了当代忧患意识、自我意识、真诚冲动的花鸟画家的形象。他的内涵、他的思维、他的笔墨和构成的独特性，仍将是花鸟画前行和深化的参照。

在《转战陕北》的创作上，石鲁运用了一种很难在前人的笔墨语言里寻到的表现手法，即一种拖泥带水，水墨交融的技法，看似无法度可言，笔力强劲、浑厚、生辣有笔触感，创造性地运用直、硬、棱角外露及墨色相融的语言塑造高原断层的黄土质地感。同时，又使用了矿物色，在不破坏笔墨的前提下还原原始的本貌，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在技法上，石鲁则从生活中挖掘美的因素，偏重于现实生活的再现和对生活的再升华。他认为圆主柔，方主刚，两者相结合，既可塑造“大巧若拙”“独天地精神往来”的境地。这一标志性的构图方式，也被巧妙加注在《转战陕北》的创作中。从毛主席的身影到前山后山，大大小小的形体都是方的，形象中‘大’与‘方’ 的单纯处理拍合了‘大大方方’的概念，产生了磅礴的气势。方的锐角倒都被磨掉了，则是寓圆于方。在《转战陕北》中，石鲁不仅用写实再现的手法将陕北黄土高原真实地传达到作品中，同时，倾入了对革命的一片赤诚，对陕北高原的独特的感受和对实在物象的尊重，对革命理想的真实表述，成就了《转战陕北》在中国画美术史中的重要地位。

石鲁长期坚守和深情表现陕北黄土高原的风情和人民，他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成为当时陕西美协创作的指导思想，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北方诞生的画派——长安画派。长安画派以西北自然、风物、人情为主要载体，将新时代革命浪漫主义价值理想和阳刚雄伟美学思想相结合，在展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时代风格、中国画的创新与民族绘画语言探索、西北绘画题材的发掘与开拓等方面，都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石鲁是中国美术史论界公认的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艺术中国评）

“石鲁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中国新闻网评）

“石鲁是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中最重要的艺术大师之一，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和灵魂核心。他本着‘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理念，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方面均做出了富有探索性的试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美术史留下了丰厚的艺术遗产。”（中国美术家协会兼职副主席徐里评）

“石鲁的作品构思巧妙，表现自如，具有很强的主观表现性和鲜明特点，艺术技巧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并达到了中国画创作的高峰。”（国画家王金岭评）

“石鲁是中国画坛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画家。”（西安美术学院评）

“石鲁是当代画坛怪杰，一位中国画的革新大师，他的那些与众迥然不同的风格，让他在中国当代画坛上卓然独立。”（齐鲁壹点评）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书画领域的革新家。”（新浪收藏评）

“石鲁是个大才、全才。在当代艺坛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同时具有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在诗、书、画、印的综合成就上达到如此的高度，于绘画这一部分又同时在人物、山水、花鸟这几大类均取得突破。”（美术史论家、书画家刘曦林评）

“石鲁是20世纪中国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他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建设时期踏入画坛；民族危亡之际，他是一位以美术为武器的青年战士；20世纪50、60年代，他是探索中国画新途的最具创造性的代表之一；在文化大革命那段文化专制的岁月里，他是最敢于以他的人格表现抗争意识的杰出艺术家。他的人生旅程即艺术旅程，他的个性贯彻在全过程中，而其艺术风神又随着时代的演变呈现出日趋锋锐的走向。”（中国文化报·美术文化周刊评）

“石鲁是中国美术史上顶天立地的人物之一，也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座丰碑。”（青海卫视评）

“石鲁，这位极具创新精神的艺术家的一生是跌宕且悲壮的。他的作品中始终充满着对自我精神的表达，也始终充满着对现有阶段的不断突破。他从一个对封建家庭的反叛者，到一个投身革命圣地、以美术为武器来革命的战士。又从一个新风格的开拓者，升华为与现实命运相抗争的艺术殉道者。他以自己并不长的艺术人生，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史上，谱下了一曲英雄史诗般的恢弘赞歌。”（《北京青年报》评）

“石鲁是20世纪中国画坛开宗立派的巨匠，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养的革命文艺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中国文化报》评）

为了对石鲁及其艺术进行系统、深入和长期的整理、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于2012年9月21日成立“石鲁艺术研究中心”。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石鲁被列入“1911年后已故书画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其作品一律不准出境。